之所以具有主体启蒙的意义，从根本上说也同样是因为形而上学给我们架构了一个主体的领域。因为，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理性的三个理念，也就是“灵魂”“自由”和“上帝”，共同构成了一个主体的世界。首先，“灵魂”这一理念要求我们的认知不能仅停留在外在的经验的现象之上，而是也要追踪到事物自身的规定之上，因而需要是一个主体的自觉。其次，“自由”这一理念虽然也被看作是“世界”这一总体的原因，但是能够提供这一原因的也不会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主体。并且，作为一个现象的总和，它还是一个主体规定的运用和展开。最后，“上帝”作为一切原则的总体，更是主体的总体。因为，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原则都纳入一个“体系”，这就不仅意味着将不同原则之下的直观都整合在一个总体中，同时也意味着连同提供原则的主体都一起被整合了起来。可见，作为形而上学的修正，《批判》也必须提供一个主体的启蒙，并且是主体的总体，因而是人类整体的启蒙。

实际上，《批判》也意识到它的这一职责。一方面，正如它在“纯粹理性的规范”中阐述的那样，它不仅指出三个理念的理论功能微乎其微，实践意义才正当其用，进一步地，它还阐明“我能知道什么”只是它的起点，它还会探讨“我应该做什么”，甚至最终它要回答是“我可以希望什么”(A 805/B 833)。由此可见，它有一个回答“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的思考框架。另一方面，通过首先将“概念”与“直观”区别开来，继而将“范畴”从“概念”中剥离，最后用“理念”这一纯粹“概念”来阐明理性的建构，它也说明了我们并非只有经验的认知，还有自我的建构，并且是我们自身总体的建构。因为，如此一来，首先我们就不仅有被动的表象，也有了主动的综合。继而，我们的综合不仅体现为直观的综合，也体现为我们对自身的综合。这样，《批判》也就指出了作为理性的存在，我们有自我的规定和建构(10)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提醒的是，艺术哲学作为人的本质说明与建构并非只是出现在谢林的先验哲学中并进而成熟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中，也不是在《判断力批判》的目的论部分才出现，而是早就呈现在《批判》之中，尽管这一思想在《批判》中还纠缠在理性认识能力的划界这一消极的论述中，因而并不是那么明显和突出。Cf. Hegel,Ph?nomenologiedesGeistes, Hrsg. von D. K?hler und O. P?ggeler, Berlin: Akadiemie Verlag, 1998, VII B; Schelling,SystemdestranszendentalenIdealismus, Hrsg. von Walter E. Ehrhardt, Hambuger: Meiner, 2000, 6. Hauptabschnitt.。

当然，正如形而上学呈现给《批判》的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三个问题一样，《批判》对形而上学的解析也不直接就是一个体系化的说明，而是更多地分散在了“辩证论”对三个理念的分别说明之中。这样，它呈现的就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三个问题。因此，即使我们可以借助三个理念以及《批判》对它们的解析整理出一个主体的建构，因而超出一个知识论的框架，但是，不得不说，三个理念怎样构成了一个体系，构成了一个怎样的体系，也还是有许多环节有待阐明。且不论，从一个知识的形式论到一个道德的目的论，也恰如《批判》所言，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将客观的表象修正为主观的建构。这也就要求《批判》具备足够引导思想转变的能力。但是，与之相反，《批判》却将自己的论述集中在了“元素论”这一知识元素的解析之上，因而即使它带来了一个道德的转向，它也还是缺少充分的论述来引导人们进行上述转变。

但也同样不能忽略的是，消除这种说明的不充分，呈现出一个主体自身的建构，也不能通过简单地引入道德的目的论来解决，而是要一个彻底的认识论批判才能达到。因为，正如《批判》运用“幻象”所说明的那样，由于也涉及直观，所以在理性的客观运用中人们不免会将其混淆为直观，从而因为直观的分化招致理性自身的对立，以至于会取消理性的普遍运用。对此，只有像《批判》所做的那样，明确地将“直观”和“概念”区别开来，才能既明确地说明“科学”何以是一个体系，又能有效地建立一个道德的立法。因此，上述说明的不充分不在于没有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在于一个有效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充分说明，并没有充分地呈现出来它其实已经解决了问题。更不要说，出现这一问题也不能只归咎于《批判》，也是由于形而上学本身就有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仅是概念的科学，也涉及直观的综合，集直观和概念于一身，因而不免让人挂一漏万。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1/0128/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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