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远濬(1866-1931)，字渊如，号劳谦居士，晚号天放散人，安徽怀宁人，是民国时期皖江地区研究老庄的大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曾先后任教于安徽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在教育方法上，他能有机融合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优点，培养出徐中舒、储皖峰等一批著名学者。徐中舒晚年回忆说，胡远濬使他“奠定了一生的学业基础”。在哲学思想上，一方面，他幼承庭训，精研诸子，对传统哲学有着独到见解；另一方面，他好学深思，博采众长，广泛涉猎于近代西方诸科学。这就使得他的哲学思想体现出鲜明的中西融合色彩，闪现着近代科学精神的光芒[1]前言，也代表了早期皖籍学者在探索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方面的可贵尝试。因此，研究胡远濬的“科学”与“哲学”思想，对于我们了解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时期，传统知识分子对待西学的态度，以及他们试图调和中西学术的努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对于今日我们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胡远濬所说的“科学”与“西学”在大多数场合是一对意涵相同的概念(“作者所云西学，指科学言”[2])。在内容上，它既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类别的自然科学，也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乃至西方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而他所理解的“哲学”，则主要是指包括儒、道、佛在内的传统哲学或宗教。在明确了“科学”与“哲学”的具体内容以后，他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

科学重分析，多从差别上言，故理智易明；哲学则从分析而观其会通，重在无差别上，故直觉难知。[3]

即“科学”注重形成对于事物条分缕析的认识，偏重于理性与“差别”(或“分殊”)的一面；而“哲学”则注重形成对于事物的统一性认识，偏重于直觉与“统一”(或“理一”)的一面。由于人类的思维和语言皆建立在对事物的差别性认识基础上(有差别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认识)，因此，“差别”也就构成人类认识得以产生的前提，所以胡远濬说，“因人舍差别，无以建言寓思。无差别，仍须借差别为说。”[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也就成为“哲学”诞生的基础。从这一点出发，针对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的“西学(亦即‘科学’)皆源于佛学”的观点，胡远濬评价说，“此乃倒植之见”[2]。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分析是统一的前提、理性是直觉的基础、“科学”是“哲学”的根基。因此，“凡会通科学，方成哲学”[2]。而“佛学”，“虽涉宗教，非仅精到之心灵学，乃宏通之哲学。”[2]作为“宏通之哲学”的“佛学”，“必历各科学而来，故经论多及科学精旨”[2]。既然“科学”构成作为“哲学”之“佛学”的基础，那么，对于谭嗣同提出的“亦惟西学，而佛学可复明于世”[2]的观点，胡远濬当然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不惟得西学而佛学可复明，即吾国老、孔以及各家学说，莫不缘是而益明”[2]。既然“科学”是“哲学”的前提，那么人们要从事于“哲学”的研究，就必须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跨越“科学”这道门槛，所以他说：“然要皆非舍察验，从事于科学，而能有成者也”[2]，即从事注重经验和分析的“科学”，是在“哲学”上有所成就的前提，这是为学的“公例”和“原则”。

二、以“科学”释“哲学”的实例

胡远濬将他的这一“公例”和“原则”运用到传统经典的诠释上去，躬身实践，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性的成果。

(一)诠释儒学的成果

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对此，胡远濬认为，这可以从西方哲学“自由”与“必然”一对概念的关系理解。“从心所欲”象征“意志之自由”，而“矩”则代表“规律之必然”。我们一般将“自由”与“必然”看作一对相互冲突和矛盾的概念，“意志之可然为自由，规律之必然为不自由。”[3]实际上，这还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因为只看到了两者“对立”(即“分殊”)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们“统一”(即“理一”)的一面。从“统一”的角度看，“意志自由与规律必然，固两不妨碍”[4]。这是因为，人的自由意志“乃活动之物，非死物也”[4]，它可以不断向前发展、进而认识规律之必然，“无往而不合于规律之必然”[3]。“意志愈发展，社会之规律愈达完美。”[4]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意志之自由与规律之必然又是不相冲突的、可以统一起来的，而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之义。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1/0128/9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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