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远濬在《庄子诠诂》一书的“序例”中说：“近世诸科学，于读《庄》实为切要。”他本人也秉承这一基本原则，身体而力行之。在诠释《天下》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句话时，他说：“惠子与辩者所持，以今物理证之，固多易晓。”[1]283而在诠释《徐无鬼》“鼓宫宫动，鼓角角动”这一理论时，他以近代西方无线电的原理说明之：“近泰西无线电，准的在两方之距离同等，遂可彼此感应，以其电波动数等故也。”[5]因为宫商角徵羽每一类音阶皆有相同波动之数，固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效。

(三)诠释佛学的成果

佛学中有“因果同时”的观念。胡远濬借助西方经验主义哲学中的“因果”观念，指出：“因果，如木之两端，上端起为因生，下端落为果灭；下端起为果生，上端落为因灭，然本身固是一也。盖昔日之因，为今日之果；今日之果，又为后日之因。因果于理上本同时，特事上之幻现有先后耳。”[3]他认为，因果关系只不过是人的一种主观观念或联想罢了，是人们将同时出现的两类事物或两种现象联系起来，而主观设定的一种先后关系，“于理上本同时，特事上之幻现有先后耳。”[3]又如，佛学中有“诸法平等”“差别即平等”的观念。胡远濬借助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念，指出：“如人之于车，各称其力之强弱，一坐一推，事分不能无贵贱，然心理实不容生贵贱之差。”[3]他以人力车为例，人力车势必有人坐、有人推，在事上虽然有此不同。然而，无论是推车之人还是坐车之人，都是从事于一定社会职业之人，都是社会中的一份子，“心理实不容生贵贱之差”。这也体现出他在近代思潮影响下，追求平等、平权的进步倾向。

三、以“科学”释“哲学”的原则

虽然胡远濬已充分认识到近代西方“科学”对于人们重新理解、诠释传统“哲学”的价值所在，但这并不代表他认为可以毫无原则地在两者之间进行随意的比附和曲解，所以他明确指出：“然亦有不可强释者”[1]283。如谭嗣同在《仁学》中说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考文字，改制度，而一寓其权于《春秋》。《春秋》恶君之专也，称天以治之……而自立为素王。又恶天之专也，称元以治之，故《易》《春秋》皆以元统天……至于佛肸、公山之召而欲往，孔子之心见矣。”[2]对此，胡远濬评论说：“傅会公羊家说，倡自康梁，此乃与之同旨，自立素王，一寓其权于春秋，直以泰西近世革命加之孔子，此正庄生所谓：‘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以无为有也。’如此尚得为时中之圣哉！何其诬孔子之甚也。”[2]他认为，谭嗣同等人是以近代西方革命家的形象加之孔子，将孔子看作是追求民权、反对君主专制的典型代表，这当然是一种主观臆断，难免有过度诠释之嫌。

另外，胡远濬在以近代“科学”诠释传统“哲学”的过程中，也时不时流露出他的政治态度及倾向。如他在诠释《齐物论》“庄周梦蝶”一段话时说：“庄且现身说法，以周梦蝶为喻。周以喻社会之文，蝶以喻社会之野。其意谓社会野，吾治则从之而野；社会文，吾治则从之而文。如醒时，周不能为蝶；梦时，蝶不能为周，各顺化之自然。”[4]而社会的“文野”又具体指什么呢？他说：“社会之安宁，治者与被治者之关系，一视乎其文野。野则治权强于被治者，文则被治权强于治者。治权强，则君为主；被治权强，则民为主，此自然之势，不可违之理也。”[2]可见，社会之“文”是指民众的文化素质高，拥有较多的自主权，可称之为“民主”社会；社会之“野”是指民众的文化素质低，拥有较少的自主权，可称之为“君主”社会。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是民众的自身素质决定了社会之为“君主”或“民主”。他进一步认为，在这一自然之理势、规律不可改变的情况下，“吾人宜汲汲于自强，以相从事于教育，求社会化野而为文”[2]，即主张通过教育提升民众素质，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社会形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才反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学者，如谭嗣同等人“不思其位，不揣其本，徒争主权之在民与君”[2]的“倒置”做法。当然，胡远濬的上述政治和哲学观点，因囿于时代之因素以及研究之背景和展开情况，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疏漏和值得商榷之处，尚有进一步发展的必要，但是他所提出的一些观念，如提倡科学、民主、平等、平权，保障民众受教育的权利，直至今天，也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1/0128/9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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