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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ISSN:0253-2778
CN:34-1054/N
语言:中文
周期:月刊
被引频次:29825
数据库收录:
中文核心期刊(2017);CA化学文摘(2013);CSCD中国科学引文库(2019-2020);美国剑桥科学文摘(2013);统计源期刊(2018);文摘杂志(2013);期刊分类: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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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远濬的以“科学”释“哲学”思想*(2)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1-28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针对墨者夷子提出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观点,孟子主张“爱有差等”,当然这也是儒家学者的共识。那么,如何理解“爱有差等”这一观念呢?胡

针对墨者夷子提出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观点,孟子主张“爱有差等”,当然这也是儒家学者的共识。那么,如何理解“爱有差等”这一观念呢?胡远濬认为,这可以用“星团通摄力”[2]的概念说明之。“星团”,是近代天文学的一个术语,是指由十颗以上恒星组成的星群,具有强大的引力作用。“通摄力”,即引力。他接着说:“(‘星团’)无不摄,是谓兼爱,仁也。距离有远近,而摄力因有大小,是谓差等,礼也。”[2]即引力的普遍存在(“万有引力”),代表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的精神;引力随距离远近而有强弱不同,则代表了儒家所说的“爱有差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原则。这是以近代天文学的知识诠释儒家的“爱有差等”观念。

我们知道,在《易经》中“易”有三义,分别是“简易”“不易”“变易”。若从抽象的角度看,“不易”和“变易”当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那么,如何将两者统一起来呢?胡远濬在这里借助西方哲学中“共相”和“别相”(即“殊相”)的观念说明之。他说:“共相不易,别相变易,正达此理。”[5]即“不易”是“共相”,“变易”是“别相”。“别相”是个别事物,因而是变动不居的;“共相”是事物一般,因而是静止不变的,正如具体的个人有生老病死,而人的概念却是永恒的。这就很好解决了如何将“易”之“不易”“变易”二义统一起来的问题。

又如,《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胡远濬认为,这与近代西方历史进化论学者主张的“历史螺旋式上升”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道”之一阴一阳,循环无端,“如螺旋然,看似循环,而事实前进”[3],“实亦可喻为一群之进化矣”[3]。将自然界进化和竞争理论引入到社会学领域,本是斯宾塞异于赫胥黎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斯宾塞论天演,主张平行并进,变化无已,异于赫胥黎,职是故耳”[3]。受时代因素的影响,胡远濬认为,《易经》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作为一种宇宙观和社会学理论,与斯宾塞所提倡的社会进化理论相同。

(二)诠释道家的成果

《老子》第二十六章(以下只注章名)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胡远濬引述《韩非子·喻老》中“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的说法,认为“重”,就是当时物理学家所说的“公重心”,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重心”。“重心”,“为轻根,为躁君,乃物理公例,即天理也”[6]上:10。第三十二章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胡远濬认为,这里的“朴”就是近代西方哲学中的“本质”概念。他说:“以物理言之,任如何所见所觉,皆附朴之物尘,其本质不可见也。”[6]12即“本质”是不可见的,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事物表现出来的“现象”。而且,这里的“本质”既可以指个体事物的本质(即“性”),也可以指所有事物的共同本质(即“道”)。同时,“本质”虽然不可见,但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了说明“本质”的这一特点,他以圆形的“公重心”为喻,说:“此不可见,亦犹大圆之公重心,万物之力,趋归于中一点。此一点向万动,实以万众之力为力,在中,不离本位,终日动而人不知,所谓重也,静也。”[6]上:12即,“公重心”虽然不可见,但它却是圆形所受各方之力的汇聚点(即“合力”)。虽终日动,但在力的平衡作用状态(“群力合作者平衡状态”[2])下,却表现出“静”“重”“常”“中”的特点。以此说明作为物之“本质”的“朴”,虽“小”而不可见,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故云:“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第四十三章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胡远濬以近代物理学中“电”的观念说明之,他说:“譬如电,分阴分阳,乃有电名。其未分时,则可曰无名之朴。而此朴,无物不有,故不见其形,不闻其声,其至柔可知。既见之力,尚无坚不摧,则其未见之力,驰骋天下之至坚,明矣。”[6]下:3近代西方物理学将“电”分为“阳电”和“阴电”,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正电”和“负电”。而当“电”还未分阴阳或正负时,人们尚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却恒具于万物之中,体现出“至柔”的一面。而当它分阴分阳以后,又体现出“无坚不摧”的特性,所以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礼者,忠信之薄。”“六亲不和,有孝慈。”对于老子为何批判“仁义”“礼”“孝慈”等为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观念,胡远濬另辟蹊径,从西方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的原理出发,指出“仁义”“礼”“孝慈”等道德原则在它们产生之初,是具有积极价值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逐渐与社会的实际需要脱节,而沦为一种无用的抽象观念或“死物”。所以他指出:“虚据其死物,而不实验其所以然,安往而有真理之践也。吾因益把西哲近实验家谓用为真之目标,行得通者即真,皆深明真之不可必得,而吾人之尽力社会,审慎将事,权以其适得之结果为真。”[4]他主张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观念,如“仁义”“礼”“孝慈”等,应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人们不应该执着于已沦为“已呈之刍狗”的所谓“先王之道”“圣人之言”而固步自封,而应该秉承“有用即真”“行得通者即真”的一般原则,将实验或实践看做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如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胡远濬认为,这与当时唯物论学者提出的“群众”观点:“理论如抓住群众,此理论即变成一物质者力量”[4],有神似之妙。以上都体现出他已初涉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径,而这一点对于二十世纪初习于旧学的传统学者而言,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1/0128/9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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