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飞宇：这正是我在本书中以精神分析的发展为例想要说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体现在精神分析之中，在社会科学之中也同样存在，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研究，提请学界重视。

孙飞宇：学术期刊的创办，学术组织的建立等都可以被视为人类知识在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一个表现。

在彼得·盖伊写作的传记中记述了更多弗洛伊德对美国文化的冷嘲热讽。他评价伯内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诚实的小男孩，我不知道他到底被美国化到了什么程度”。在他眼中，美国人“大概只适合学习‘技术问题'”，对于深入理解精神分析的内核毫无兴趣。

《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美]伊利·扎列茨基 著，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3年5月。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新京报：你将英译本视为一个“弗洛伊德之梦”。这里存在一个可能所有的现代学科知识都会面临的困境，如果希望获得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则必须采用理性化的方式呈现，但这有可能会“压抑”其真正希望表达的东西。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对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学生来说，刚接触弗洛伊德可能是一种时尚、一种浪漫，并且能随口说出精神分析法专有术语，可是在了解到更多知识后就改变了，仿佛一定要批评几句弗洛伊德“不够科学”才是有意义的。这正是弗洛伊德及其学说处境的一个侧面。可以说，了解弗洛伊德“不科学”与了解弗洛伊德本身一样普遍。

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学者Joel Paris指出，精神分析学者其实一直在付出努力，试图获得更多的承认。当代最新的一批学者更是在寻找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之间的联系。比如南非的神经心理学家 Mark Solms就曾提出可以用神经影像学来确认精神分析理论的结论，用神经成像来观察“主观体验和无意识思维”。但文章也指出，总体来说，这些新的观点都仍然在面临广泛的挑战。

这种“误译”并非无心插柳，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精神分析试图争取“科学”身份的努力。这种努力背后的急迫也体现出时代文化的特点。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精神分析若试图在当时的美国“站稳脚跟”，成为一门规范的“学科”，则必须要将自身树立为一种客观、中立、理性的“科学”。在美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学科化的竞争更是惨烈。社会学家米尔斯就曾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写道，当时的社会学在美国往往要通过“对抗”其他学科，才能获得学院中的生存权利。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及，弗洛伊德的理论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有某种“独立发展”的迹象。当然，这一发展的趋势是令弗洛伊德本人很不满意的。一些社会学者曾经探讨过美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种“例外论”。这种精神分析在美国独立发展的现象，体现了哪些20世纪初美国社会科学总体发展的特征，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的特点？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zonghexinwen/2022/0525/2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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