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飞宇：这个批评实际上并不新鲜，早在弗洛伊德在世的时候就有许多学者提出过，例如马克斯·韦伯。这个问题在各个学科和领域也都存在，不过精神分析目前在全世界各种社会和文化中普遍发展的状况，似乎并不支持这些批评者们。至于精神分析能否作为一种“科学”——无论是哪一种“科学”——我在书里已经做了诸多讨论。我认为批评还是要在理解了批评对象之后才会比较有效力。

我们或许并不知道，其实“不够科学”的精神分析学说曾经也试图走进“科学”的神殿，成为一门理性的、科学的学说。而正是这个科学化的过程埋下了它被边缘的线索。

不过我们或许忽略的是，在历史上，长期背负“不够科学”骂名的精神分析，曾经也极为努力地试图“跻身”科学的殿堂。而讽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个过程导致了人们对精神分析理解的窄化，进而加速了它的边缘化。在今年年初出版的《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中，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孙飞宇通过“翻译”这个巧妙的切口为我们揭开了这一段重要的思想史。

令人深思的是，弗洛伊德曾指出，精神分析是科学，也是“艺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最有洞见的发现必然是最“科学”的吗？直至今日，对“科学化”、“专业化”的强调依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这则翻译的案例也让我们重新反思20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科学化”进程，以及更广义的知识生产过程。

新京报：翁福雷还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更多时候来源于他个人生活的感悟，他对于具体个案的分析，也并无法扩展到一种社会现象的层面。因此精神分析“算不上一种科学”。即便到今天，对精神分析科学性的质疑也始终没有停止。你会如何评价这些批评？

斯特拉齐夫妇（James Strachey & Alix Strachey）翻译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标准版英文译文集》（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一个偶像的黄昏》，[法]米歇尔·翁福雷 著，王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20年7月。

孙飞宇：最典型的几处包括：弗洛伊德的“灵魂”这一概念的消失，其文本的自然科学化和弗洛伊德本人形象的医学化，以及可能最重要的，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解。弗洛伊德的确是一名医生，然而他自己明确说，他从未喜欢过这个身份，对于精神分析的期许也绝非是局限在医学或者治疗领域之内的某种技术。

电视剧《性爱大师》（Masters of Sex）的主人公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和助理弗吉妮娅·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共同探索人类行为科学，当他们第一次完成颠覆性实验，在做学术报告时，开篇即毫不客气地批判弗洛伊德的“荒谬”“不科学”。因为他们已经用实验研究证伪了他的假说。

在流行的影视剧中，也可以看见弗洛伊德“不科学”的影子。

孙飞宇：弗洛伊德在大众文化之中长期走红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虽然这一走红与大众对他的误解有关，也是弗洛伊德在生前颇为担心的事情，不过这一客观事实毕竟说明弗洛伊德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他对于现代人的思考是有其道理的。至于批评者，从精神分析诞生开始，时至今日，弗洛伊德从来都不缺乏。

在今天，

“不科学”：一种学术批评风尚

孙飞宇：在弗洛伊德的德文原著中，灵魂这个概念是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核心概念，然而这一概念在英译本中却完全消失了，而被代之以心灵、心理或者其他更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概念。从文本比较的角度来说，这一概念的消失意味着弗洛伊德原文中高度的文学性、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色彩，以及深厚的文明性质，都被一种更加自然科学化和具有普遍化诉求的文体取代。

《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美]安德鲁·阿伯特 著，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

Psychoanalysis Still Relevant to Psychiatry?

新京报：此前你在接受采访时，曾谈过选择这个选题的原因。在中文世界，关注弗洛伊德作品翻译的研究很少。而在英语世界，贝特海姆的研究关注过弗洛伊德英译本的问题。相对于贝特海姆的研究，你此次的研究做了哪些延展？

孙飞宇：相比于贝特海姆和马宏尼等人的工作，我并没有仅仅将英文翻译中的错误视为必须要加以纠正的翻译问题，而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考察了这一“误译”成形的背景，也就是这一英译本作为一种现代性知识的塑造或者说生产机制。我认为，这一英文译本中的错误，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一种入手点。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zonghexinwen/2022/0525/2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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