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特指出，在当时的美国，组织效率作为核心价值的兴起，使得大多数职业都将以科层制组织起来，同时，由于效率强调产出结果的可测量性，职业之间的竞争，也就转化为可见的效率结果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更是直接影响了职业的相对地位。因此，精神分析若想在美国真正成为一门“专业”，则必须转向一种“技术的科学化和理性化”。

我们还需要弗洛伊德吗？

这种文本的理性化，集中表现在英译本将德语的“灵魂”（seele）一词翻译为英文的“心灵”（mind）一词。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的研究者贝特海姆认为，这也是弗洛伊德作品的一个“核心误译”。在弗洛伊德那里，精神分析应当是一种“灵魂的深度心理学”——此处的心理学并不是当时的那种偏向“感官生理学”的实证科学，而是与“意义”相关。这种理性化的翻译甚至不仅出现在英译本中，孙飞宇在书中指出，即便在1967年于法国出版的《精神分析词汇》中，“Seele”这个概念也没有被收录。

孙飞宇：我个人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视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这本也是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所涉及知识的理解。我认为，在今天的社会普遍存在着焦虑、抑郁和压力过大的背景下，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经典精神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对于人、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深度理解。而这些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自我理解、理解他人，也理解彼此的共在。我想，这种有助于人心和社会健康的学问，在当今的社会中是特别珍贵的。

在如今对弗洛伊德的种种理解和“误解”中，翻译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弗洛伊德用德语写作，但他的作品的影响力开始大范围扩散，则与其通过翻译进入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息息相关。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承认，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所作的演讲，是他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重要标志。考虑到英文译本的传播度，德语到英语的翻译转换，深刻影响了我们如今对弗洛伊德及其学说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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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一直是心理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受争议的理论传统之一。从诞生地奥地利，到其逐步扩散影响力的美国，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够科学”的批评从未间断。批评者中也不乏名人，例如，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就直指精神分析是一门“伪科学”，因为它“产生了许多无法凭经验反驳的假设”。196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也曾表示，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超出了科学的能力范围，比如有关人类生活目的的问题，再比如精神分析这类“以人性为主题的研究”。

《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孙飞宇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2月。

孙飞宇提到，从弗洛伊德的好友厄内斯特·琼斯到监制英文“标准版”译本的斯特拉齐夫妇，他们在将弗洛伊德的作品在从德语转换为英语的过程中都造成了一些文本上明显的变化。例如，英文标准版译本去除了弗洛伊德原文中的德国地方文化和犹太人传统，此外还隐藏了许多弗洛伊德原文表达中的丰富意涵、改变了一些句子的语法、时态等。孙飞宇认为，这些翻译过程中的修改整体体现了英译本对弗洛伊德德文原文的一种“理性化”处理。

孙飞宇：我想这首先是因为此种科学化和美国化的发展方向与弗洛伊德本人所认可的精神分析不同，遭到了来自弗洛伊德本人的强烈反对。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或者努力进入科学，就必然会遭遇到丧失丰富的地方性和文化意涵。其次，正如韦伯等学者所指出的，科学本身的特质就在于不断自我更新和证伪，也就必然导致时至今日弗洛伊德在科学之中的“被淘汰”。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弗洛伊德所受到的推崇和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是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基础，是现代世界最富有革命性意义的理论之一，而批评其精神分析学说“不是科学”也几乎快要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了。

孙飞宇：精神分析对于美国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精神分析与美国的社会科学并不是一回事。当然，精神分析在美国的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就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学问和实践的理性化、职业化和专业化。这一点我在书里也有讨论。这些特征，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特征一样，也都反映出了美国社会文化之中的实用主义传统和现代社会之中的理性化趋势。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zonghexinwen/2022/0525/2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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