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列举了弗洛伊德作品英译本误译现象的几个不同的侧面，例如对其中德国地方文化传统的祛除、语法和时态变化的修正等。误译并非仅仅是言辞上的微调，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理解。在你看来，这几种误译中有哪些对我们理解弗洛伊德的思想有比较大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在《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一书中总结道，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职业的合法化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从依赖“社会起源和品格价值”，转变为依赖“技术的科学化和理性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重视“效率”。

弗洛伊德（中）与荣格等人在克拉克大学的合影。

除了针对理论本身，市面上也始终不乏给弗洛伊德本人“祛魅”乃至“揭丑”的作品涌现。类似的作品中，最近引进中译本的就有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翁福雷的《一个偶像的黄昏》。书中，翁福雷“大爆黑料”，指出弗洛伊德不仅销毁自己的信件用以营造自身传奇形象，在研究上篡改实验结果，用子虚乌有的临床案例推导结论，还在抄袭尼采这种知名作者之后死不承认……仿佛要掀起一场针对弗洛伊德的“倒神运动”。

科学化的改造与转向

伯内斯对精神分析的应用，似乎是给精神分析在美国打的出色广告。不过，当伯内斯给弗洛伊德寄去自己的第一本书时，弗洛伊德却不无讽刺地回信：“我收到了书……作为一部真正的‘美国'作品，我对它很感兴趣”。这篇文章还指出，尽管弗洛伊德在面临财务危机时常向伯内斯寻求帮助，但他却时时注意与这位侄子划清界限。当伯内斯建议其撰写文章在美国包装宣传自己时，弗洛伊德还表示过“震惊”。

一方面希望寻求承认，一方面又对其文化深感担忧，弗洛伊德对美国的这种复杂的态度鲜活体现了孙飞宇书中的一个精彩的观点：弗洛伊德英译本的“理性化”进程，也呼应着他自身的研究，是一个思想史意义上的“弗洛伊德之梦”。

——专访孙飞宇——

新京报：你提到，在弗洛伊德的英译本翻译过程中，欧内斯特·琼斯的工作不可忽视。除了发明“标准版”的概念，琼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建设精神分析相关的组织和期刊。如果说从“灵魂”到“心理”的过渡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和学术组织、学术期刊的完善之间有怎样具体的联系？

1.Freud As Pop Culture–Why Despite Everything We Can't Get Enough Of Him

“在传播和变迁的过程中，后来在心理学领域淘汰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理由，恰恰是它不够科学。最初改造它的主张，最终也成为在科学之中埋葬它的理由”。在《从灵魂到心理》的第二章末尾，孙飞宇写道。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个尽力实现科学化的精神分析之梦的“代价”是巨大的，它使得后人容易将精神分析作一种狭窄的理解。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论极为强调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移情”，精神分析是对患者的治疗，也是分析师自省的过程，乃至弗洛伊德本人的文本中也会呈现出这种移情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恰恰是英译本的理性化风格所割舍的。此外，精神分析在美国化的过程中，对从业者需要拥有专业医学学位的要求，也让精神分析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医学科学，而忽略了它本质上还是一种有关社会、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学问。

《精神分析引论》英译本之一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1952，Pocket Books出版社）书封。

他曾明确说过，医学院教授的知识与精神分析涉及的知识无关。后者所需要的知识包括神话学、宗教学以及历史与文化乃至文明的丰富知识。他将精神分析与宗教、科学和艺术并列，将其视为人类最重要的财富之一，其重要性具有文明的高度。

当时美国文化中体现的实用主义色彩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过程。孙飞宇在书中提到，弗洛伊德曾经认为美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效率和健身生活”，并经常对这种文化表达出嘲讽。2009年的一篇有关“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内斯与弗洛伊德之间轶事的文章，也从侧面体现了弗洛伊德对美国文化的观察和态度。众所周知，伯内斯是弗洛伊德的侄子，他在公共关系和广告领域“不无创意”地发挥了自己叔叔的精神分析原理，有关人类行为非理性动因的理论，让这位善于操纵人们想法的公关大师很是受用。在他的名著《宣传》中，他就花了大笔墨论述如何在人们完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引导消费行为，并在香烟广告等案例中进行了应用。例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女性在公共场合吸烟被认为是禁忌或是“性放纵”的，文章指出，伯内斯通过将女性吸烟行为与挑战男性权力的意象相勾连，成功唤起了女性在消费时感受到的一种“权利意识”。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zonghexinwen/2022/0525/2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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