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 世纪以后，基督教中与科学明显相悖的 “神创论” 已经完全被攻破，普通群众基本不再相信这种理论。但是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它对社会有利的方面来看，它引导人们自律、反省，劝导人心情平和，平静地看待生活，而且它鼓励人追求真、善、美，对当代人们正确价值观的树立有很大地促进作用。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有很强的道德伦理意义，它不应该被完全否定。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会只有科学，更需要其他方面的制约。科学和宗教是需要互相依存的。

纵然宗教和科学领域本身有明确的界定，但仍然有很强的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宗教为人们设定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是来自最广泛的科学知识，并且在科学知识中得到了实现其目标的手段。然而，只有认真追求真理和渴望理解真理的人才能创造科学。不过，这种对真理追求的渴望情绪的最初根源是来自于宗教领域。爱因斯坦对于这个观点这样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8]216

二、科学与宗教的当代价值

从科学和宗教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出，作为两种意识形态，两者都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在历史上，宗教对科学的发展有过促进，虽然阻碍的作用更多一点，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扰，宗教对科学的打压是在所难免的。宗教曾经是科学产生的基础，近代初期大多数科学家研究自然科学的动机都是想要为宗教做贡献，并且当时研究科学的文化基础都是来自经院哲学。而且，宗教精神成为科学家的精神支持，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信仰与研究并不冲突。但是，科学与宗教发展的方向是由其本质的不同决定的，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其内部主要矛盾不同，导致发展方向和性质不同。科学以怀疑为基础，是不断修正的过程；宗教以永恒不变的教义和对神的虔诚信仰为基础，是不允许改变的。科学从客观事实出发，宗教从主观臆断出发，所以两者在精神方面的对立不可避免，并且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作为人类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与宗教无疑都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两者还将继续发挥不同的作用。

结语

在如今社会，人们普遍相信世界是物质的，科学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宗教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由于历史的影响和惯性，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的稳定有积极作用。我们不应一味排斥宗教，也不盲目崇拜 “唯科学主义”，而是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包容性关系，在发展中协调科学与宗教，推进两者之间的对话，这有利于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1] 宁亚力. 罗素的科学与宗教思想探究[D]. 湘潭. 湘潭大学,2015.

[2] 董天夫. 哥白尼：科学发现与宗教信仰[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5).

[3] 于祺明. 开普勒的科学发现与其心目中的 “上帝”[J]. 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1).

[4] 陈勃杭. 未完成的对话：宗教特创论与达尔文主义之争[J].文化纵横,2015(2).

[5] 黄雯. 人和自然关系的探讨：从马克思到当代[D]. 福建师范大学,2011.

[6] 秦斐. 狭义相对论时空关系的新理解[J]. 中国科技纵横,2015(5).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8]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三卷)[M]. 许良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一、近代以来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历史演进（一）16—18 世纪：宗教压制科学的冲突阶段在近代初期，宗教生活仍然占据着人们生活中很大一部分，但是近代科学诞生后开始现出端倪，由于科学和宗教在本质上的不同，这时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比较尖锐的。罗素认为两者冲突的原因如下：第一是科学观念和宗教教义的冲突。因为宗教教义和科学的世界观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的，科学动摇了宗教的传统道德伦理基础，当基本教义被质疑时，宗教徒们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所以他们想方设法为已经被打破的权威开脱，并因此害怕、憎恨科学家和科学所带来的社会革命。第二是逻辑上的冲突。宗教为了保持可信度，一般它的教义都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这也保证人们在接受其中某一条教义时必须承认与其关联的其他教义。所以当科学驳斥某一条教义时，与之关联的其他教义也就被怀疑其正确性。第三是方法上的冲突。科学的研究方式是观察和论证，观察和论证的本原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现象，根据这个现象作出具体的假设，然后再证明。宗教教义来源于权威，这个权威也是来源于假设，比如假设世界上存在上帝，如果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与之相关联的所有教义都将是错误的。科学是一个不断推翻并修正的过程，只要论据充分，人人都可以质疑现有的科学理论，而宗教权威号称是永恒的真理，绝对正确而且绝不允许质疑。第四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宗教里的观念来源于《圣经》或是教义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即使出现了创新的思想或者为证明这种思想所做出的行动，也绝不允许撼动宗教教义的根底。但科学只相信观察和实证，不会因为崇拜某些东西就相信缺乏真实性的宗教教义。科学带来新的观念、新的观念带来社会革命影响到宗教集团的存亡。宗教集团一般代表着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当宗教集团的利益受损时统治阶级的权利就受到影响，统治者们就会不遗余力地阻碍科学的发展，打击、迫害科学家[1]。宗教神学与科学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是哥白尼 “日心说”。当时的正统理论是托勒密学说，也就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其他星体如太阳、月亮和别的行星按照各自的轨道绕着地球旋转，并且这个轨道是一个完美的圆形。哥白尼提出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不是地球，地球不是神圣的和静止不动的，太阳才是[2]。这就对教会宣扬的 “地心说” 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神学依靠托勒密学说，对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赋予了极大神学意义。从《圣经》来看，人的重要性是其教义的本质部分，正是因为人是上帝创造宇宙的目的，才会有耶稣替世人赎罪的这种教义。当哥白尼提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时，等于说地球上的人类的存在并没有曾经以为的意义重大。如果太阳、月亮以及一切天体都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那造物主对人类的感情肯定是特殊的。哥白尼以及他的后继者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旋转的才是人类自己，地球并不比其他行星特殊，人们进一步知道了除太阳系外宇宙中还有更多浩瀚天体，这和《圣经》所宣扬的世界观已经有了极大的矛盾。如果人类不是宇宙的目的，那么宇宙可能根本就没有目的。普通民众对《圣经》和教会的正义性产生怀疑，这引起了基督教会对哥白尼学说的敌意，想方设法将其打压为异端邪说。此时近代意义上的天文学与宗教完全站在了对立面上了。继哥白尼之后，开普勒在天文学上的发现也动摇了当时的宗教权威。他在1609 年和1619 年分别发表了三个定律，虽然他一开始的动机并不合理，但这三个定律是后来物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是牛顿力学理论体系的来源。最初，开普勒支持哥白尼的理论是因为太阳崇拜，他坚信太阳是一种具有圣灵的物体。但他在研究中发现，行星并不是按照圆形的轨道绕太阳转动，这个轨道是椭圆形的，太阳处在这个椭圆轨道的一个焦点上[3]。传统的经院哲学家继承的是希腊人的观点，即一切天体都是成圆周运转，因为希腊人认为圆是最完美的曲线。开普勒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由于审美观而产生的臆想，当时的权威教义又被驳倒了一条。在物理学方面，科学与宗教产生冲突以伽利略为代表。从11 世纪起，在基督教会的扶持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得到了经院哲学家的重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观点是凭主观臆断的推理方法作结论，充斥着谬误。伽利略一向怀疑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正确性，认为数学应当和实验结合。1589 到1591 年，他做了许多有关自由落体运动的实验，并整理实验结果，因而从实验和理论上推翻了两千年来亚里士多德的落体运动理论。在伽利略时代，书本和教条是绝对权威的，即使有些人认为它们不是那么正确，并不能完全使人信服，也没有人想过要去质疑它或者作出质疑的行为，对权威的服从和盲目崇拜使人们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逻辑。伽利略不服从权威，还敢于质疑权威，采取了与权威思想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即不是先揣测原因，他使科学不再是 “神学的婢女”，伽利略进行科学实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检验一个科学假设是否正确，而不是盲目地收集资料，归纳事实。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还体现在医学方面。在近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产生之前，人体的疾病一直与迷信联系在一起。到基督教产生和中世纪基督教会占统治地位时，更是将人体疾病妖魔化了。宗教徒们认为如果有人生病，要么是这个人身负罪孽，疾病是神降下的惩罚；要么就是有妖魔鬼怪在作祟。依照这种理论，疾病的治疗需要教会的干预，如祈祷、朝圣、驱邪。圣·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徒所患的一切疾病都是恶魔引起的。”这些方法都是《圣经》中记载的，因此人们深信不疑，也认为这些方法确实是有效的。这种对疾病的治疗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对医学的发展不会起到任何的促进作用，反而会阻碍医学的发展。对人体医学的研究需要解剖实验，古埃及人正是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发展了医学。但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的人体是神圣的，是不可亵渎的，只有魔鬼才会做出解剖这种对上帝不敬的行为。1543 年，比利时医生维萨里进行了一场公开的人体解剖，并在同年发表了总结当时解剖学成就的著作《人体构造》。在这之前，由于不允许人体解剖，有关人体的结论都是来自于动物解剖。而维萨里的学说纠正了之前普遍认为的有关人体错误的说法，打开了医学发展新的大门。此后，维萨里的学生法罗匹阿斯发扬了他的学说，医学界认同了研究人体就需要解剖人体的理论。但是，在之后几年，由于维萨里持续进行人体解剖，触怒了教会，最终没有逃过宗教法庭的迫害。至今，宗教神学仍然试图干涉医学问题。某些教徒认为节育和堕胎有违上帝的圣训，因为胎儿尽管还在母体中，但是已经拥有了灵魂，所以节育和堕胎都是一种谋杀。这种说法是不能被现代医学所接受的。在这个阶段，宗教势力有非常大的权力，依靠其背后的统治阶级对科学进行了严酷的打压。哥白尼关于 “日心说” 的书籍被列为禁书并焚毁，他的理论被教会抹黑成异端邪说，哥白尼本人郁郁而终；伽利略因与教会有牵连，虽然未被赶尽杀绝，但也被终生监禁，永不能见天日；解剖学的创始人维萨里被宗教法庭迫害致死；更被人所熟知的是天文学家布鲁诺在意大利被处以火刑，可以说这时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们几乎无一善终，科学本身与宗教的冲突常常处在下风，冲突的结果也是非常残酷的。（二）19—20 世纪初：对立阶段中科学占据上风到了19 世纪，随着政治上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尤其是19 世纪和20 世纪之交以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科学革命，使宗教神学的统治彻底倾覆，这一时期科学与宗教依然对立，但科学的力量开始占据上风。达尔文 “进化论” 在生物学上的地位和哥白尼 “日心说” 在天文学上的地位一样重要，都从根本上冲击了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思想认为上帝创造人是有目的的，因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而其他动物不是。这就使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有了特殊性[4]。让神学家震撼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人类是由猴子进化来的，人类竟然是低等动物的后裔。进化论刚刚出现的时候，神学家们比一般人更清楚地知道这种新学说的含意，他们指出：人有不朽的灵魂，猴子就没有；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而殉难，不是为了拯救猴子；人具有神赋予的辨别是非的能力，而猴子只凭本能行动。既然人是一步一步由猴子变来的，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神学特征的？《圣经》中记载了人类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夏娃在伊甸园中偷吃了禁果，从此人类有了原罪，基督教的一大基本教义 “原罪论” 就来自于此。达尔文有关物种起源的进化论提出动物植物甚至人类都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原罪论” 乃至 “赎罪论” 就空口无凭了。《物种起源》发布后的第二年，威尔博福斯主教在英国协会怒斥达尔文主义说：“自然选择原则同圣经是绝对不相容！” 可惜他的雄辩已经变成徒劳的，进化论的拥护者已经驳倒了他，人们也不再害怕教会发火，因为进化论已经被生物学家公认了。1838 到1839 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提出了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动、植物有机体的基本结构单位，也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证实了整个生物界在结构上的统一性，细胞把生物界的所有物种都联系起来了，生物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人类与动物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5]。这是生物进化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持，从而也就推翻了物种神创论，科学的胜利又更进了一步。19 世纪物理学上的一大重大发现是能量守恒定律。它展现了自然界中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物质的统一性，动摇了宗教 “宇宙创造论” 的根基。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表述为：” 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 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它物体，而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6]。基督教《圣经》认为上帝在七日内凭空创造万事万物，这与能量守恒定律显然是相悖的。世界是物质的，甚至世界的起源也与神没有任何关系，此时科学已经动摇到了宗教信仰的基础，而且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使科学比宗教更加具有可信度。无论是物理学还是生物学，都打破了基督教所宣扬的 “宇宙创造论”“物种神创论”，而这时自然科学在各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宗教已经无力也无法再打压科学，继续统治人们的思想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宗教）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宗教）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的无限领域都被科学征服，而没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7]536（三）20 世纪以来：新形势下的调和阶段20 世纪以来，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20 世纪之交的自然科学革命以及由它引发的技术革命，在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发重要。随着自然科学理论的成熟，宗教中神创论已经渐渐不被人们所相信。为顺应这种宗教影响力每况愈下的情势，宗教方面主动变革，力图适应科学的新发展。科学方面也变的开明和宽容，不再咄咄逼人地咬着宗教教义不放，两者的矛盾也就不再尖锐。1. 基督教为适应科学作出变革随着科学思想成为人类的主流思想，宗教神学在这种形势下只能改变自身，以求在意识形态中保有一席之地。所以在新形势下宗教逐渐改变传统立场，尽力与科学相互调和。宗教转变之前与科学相互对立的立场，在科学的理论学说已成大局的情况下承认科学学说，重新解释自己的教义，让宗教教义与科学理论不再矛盾，利用科学理论说明宗教教义。1885 年，教皇庇护十二世在进化论和物种起源的学说越来越被人们赞同的情况下，发布了一篇通谕，其中提到，教会可以承认进化论，因为进化论和《圣经》并不冲突。虽然人的祖先是动物，人的身体是由猴子进化而来，但人有灵魂，而且人的灵魂来自于上帝。除此之外，教会还为历史上受其迫害的科学家平反。20 世纪后期，罗马教廷对天主教历史上残酷迫害近代初期科学的奠基者们的行为作出了公开忏悔和道歉，承认那种行为是教会历史上必须正视的错误，是不可磨灭的污点。而且，神学家们承认相信科学与相信神并不矛盾，认为世界需要科学，也需要信仰。2. 科学与宗教分工合作宗教不再掌管自然科学的领域，并且主张与科学分工。除 “神创论” 这一观点，宗教不再保留其他与自然科学有分歧的理论。也就是说，只要承认神创造世界，那么世界的具体发展规律由科学研究，宗教不再涉足。即使是当代，科学也有自身无法解释的问题，宗教神学和科学在这个方面达成了合作。即已知领域由科学解释，未知领域由神学解释。例如大爆炸之前是什么？宇宙的边界在哪里？这种科学还无法说明的问题就需要宗教神学来解释。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诸多问题。近年来人工智能和克隆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几乎不可解决的伦理问题，人工智能在外型上越来越趋近于人类，在思维上也越来越人格化，能否将它们当作人类来看待；以及克隆人应不应该被允许，若允许了又该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核技术的发展引发的战争，这些问题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做出回答。但是宗教作为一种情感，产生于人性，也必定会对由人性所引发的问题做出解答。宗教对人的个人道德有很强的约束力，而科学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可以用宗教来制约。所以在这方面科学与宗教也达成了合作：科学研究物质世界，宗教掌管精神世界。3. 调和成为可能尽管在从古到今科学与宗教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双方也曾互相排斥，但两者并非不可调和的。回溯历史，两者发生冲突的原因都是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两者在本质上的不同使它们很难和平共处，一方占优势之后会想方设法压制另一方。在当代，社会对文化的包容性大大地提高了，两者也各自起着对方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文化上呈现出海纳百川，日渐包容的趋势，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宗教即使有某些不合理的方面，但只要它有有利的一面，它就有存在的价值。在20 世纪以后，基督教中与科学明显相悖的 “神创论” 已经完全被攻破，普通群众基本不再相信这种理论。但是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它对社会有利的方面来看，它引导人们自律、反省，劝导人心情平和，平静地看待生活，而且它鼓励人追求真、善、美，对当代人们正确价值观的树立有很大地促进作用。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有很强的道德伦理意义，它不应该被完全否定。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会只有科学，更需要其他方面的制约。科学和宗教是需要互相依存的。纵然宗教和科学领域本身有明确的界定，但仍然有很强的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宗教为人们设定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是来自最广泛的科学知识，并且在科学知识中得到了实现其目标的手段。然而，只有认真追求真理和渴望理解真理的人才能创造科学。不过，这种对真理追求的渴望情绪的最初根源是来自于宗教领域。爱因斯坦对于这个观点这样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8]216二、科学与宗教的当代价值从科学和宗教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出，作为两种意识形态，两者都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在历史上，宗教对科学的发展有过促进，虽然阻碍的作用更多一点，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扰，宗教对科学的打压是在所难免的。宗教曾经是科学产生的基础，近代初期大多数科学家研究自然科学的动机都是想要为宗教做贡献，并且当时研究科学的文化基础都是来自经院哲学。而且，宗教精神成为科学家的精神支持，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信仰与研究并不冲突。但是，科学与宗教发展的方向是由其本质的不同决定的，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其内部主要矛盾不同，导致发展方向和性质不同。科学以怀疑为基础，是不断修正的过程；宗教以永恒不变的教义和对神的虔诚信仰为基础，是不允许改变的。科学从客观事实出发，宗教从主观臆断出发，所以两者在精神方面的对立不可避免，并且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作为人类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与宗教无疑都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两者还将继续发挥不同的作用。结语在如今社会，人们普遍相信世界是物质的，科学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宗教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由于历史的影响和惯性，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的稳定有积极作用。我们不应一味排斥宗教，也不盲目崇拜 “唯科学主义”，而是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包容性关系，在发展中协调科学与宗教，推进两者之间的对话，这有利于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参考文献：[1] 宁亚力. 罗素的科学与宗教思想探究[D]. 湘潭. 湘潭大学,2015.[2] 董天夫. 哥白尼：科学发现与宗教信仰[J].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5).[3] 于祺明. 开普勒的科学发现与其心目中的 “上帝”[J]. 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1).[4] 陈勃杭. 未完成的对话：宗教特创论与达尔文主义之争[J].文化纵横,2015(2).[5] 黄雯. 人和自然关系的探讨：从马克思到当代[D]. 福建师范大学,2011.[6] 秦斐. 狭义相对论时空关系的新理解[J]. 中国科技纵横,2015(5).[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8]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三卷)[M]. 许良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1/0128/9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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