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还体现在医学方面。在近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产生之前，人体的疾病一直与迷信联系在一起。到基督教产生和中世纪基督教会占统治地位时，更是将人体疾病妖魔化了。宗教徒们认为如果有人生病，要么是这个人身负罪孽，疾病是神降下的惩罚；要么就是有妖魔鬼怪在作祟。依照这种理论，疾病的治疗需要教会的干预，如祈祷、朝圣、驱邪。圣·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徒所患的一切疾病都是恶魔引起的。”这些方法都是《圣经》中记载的，因此人们深信不疑，也认为这些方法确实是有效的。这种对疾病的治疗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对医学的发展不会起到任何的促进作用，反而会阻碍医学的发展。对人体医学的研究需要解剖实验，古埃及人正是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发展了医学。但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的人体是神圣的，是不可亵渎的，只有魔鬼才会做出解剖这种对上帝不敬的行为。1543 年，比利时医生维萨里进行了一场公开的人体解剖，并在同年发表了总结当时解剖学成就的著作《人体构造》。在这之前，由于不允许人体解剖，有关人体的结论都是来自于动物解剖。而维萨里的学说纠正了之前普遍认为的有关人体错误的说法，打开了医学发展新的大门。此后，维萨里的学生法罗匹阿斯发扬了他的学说，医学界认同了研究人体就需要解剖人体的理论。但是，在之后几年，由于维萨里持续进行人体解剖，触怒了教会，最终没有逃过宗教法庭的迫害。至今，宗教神学仍然试图干涉医学问题。某些教徒认为节育和堕胎有违上帝的圣训，因为胎儿尽管还在母体中，但是已经拥有了灵魂，所以节育和堕胎都是一种谋杀。这种说法是不能被现代医学所接受的。

在这个阶段，宗教势力有非常大的权力，依靠其背后的统治阶级对科学进行了严酷的打压。哥白尼关于 “日心说” 的书籍被列为禁书并焚毁，他的理论被教会抹黑成异端邪说，哥白尼本人郁郁而终；伽利略因与教会有牵连，虽然未被赶尽杀绝，但也被终生监禁，永不能见天日；解剖学的创始人维萨里被宗教法庭迫害致死；更被人所熟知的是天文学家布鲁诺在意大利被处以火刑，可以说这时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们几乎无一善终，科学本身与宗教的冲突常常处在下风，冲突的结果也是非常残酷的。

（二）19—20 世纪初：对立阶段中科学占据上风

到了19 世纪，随着政治上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尤其是19 世纪和20 世纪之交以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科学革命，使宗教神学的统治彻底倾覆，这一时期科学与宗教依然对立，但科学的力量开始占据上风。

达尔文 “进化论” 在生物学上的地位和哥白尼 “日心说” 在天文学上的地位一样重要，都从根本上冲击了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思想认为上帝创造人是有目的的，因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而其他动物不是。这就使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有了特殊性[4]。让神学家震撼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人类是由猴子进化来的，人类竟然是低等动物的后裔。进化论刚刚出现的时候，神学家们比一般人更清楚地知道这种新学说的含意，他们指出：人有不朽的灵魂，猴子就没有；耶稣基督为拯救人类而殉难，不是为了拯救猴子；人具有神赋予的辨别是非的能力，而猴子只凭本能行动。既然人是一步一步由猴子变来的，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神学特征的？

《圣经》中记载了人类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夏娃在伊甸园中偷吃了禁果，从此人类有了原罪，基督教的一大基本教义 “原罪论” 就来自于此。达尔文有关物种起源的进化论提出动物植物甚至人类都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原罪论” 乃至 “赎罪论” 就空口无凭了。《物种起源》发布后的第二年，威尔博福斯主教在英国协会怒斥达尔文主义说：“自然选择原则同圣经是绝对不相容！” 可惜他的雄辩已经变成徒劳的，进化论的拥护者已经驳倒了他，人们也不再害怕教会发火，因为进化论已经被生物学家公认了。

1838 到1839 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提出了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动、植物有机体的基本结构单位，也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证实了整个生物界在结构上的统一性，细胞把生物界的所有物种都联系起来了，生物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人类与动物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5]。这是生物进化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持，从而也就推翻了物种神创论，科学的胜利又更进了一步。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1/0128/9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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