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当下中国文化中盛行的科学工具论、实用论，实际上看轻了科学，完全没有正视带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现代科学之强势。不能直面现代科学的强势，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清中华民族在现代的地位，就不能正确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说中国古代有非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而且很强大，这肯定不利于对“科学”概念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澄清，也不利于直面现代科学及其技术的超级强势。 我和张祥龙教授、刘钝教授等批评者的另一个分歧是，他们都不看好博物学(自然志)。尽管我提出博物学作为理性科学之外的另一大类科学类型的用意，恰恰是要恢复多元科学观，为非西方文化中的相关自然知识提供合法性，但他们认为那是西方人眼中低人一等的“科学”，是傲慢的西方人为非西方落后民族专门指派的低级科学类型。他们继承并认可了西方某些有偏见的思想。的确，有些西方数理科学家贬低自然志，比如卢瑟福就说过“所有的科学，要么是物理学，要么是集邮”，但这种高低标准并不是定论，更没有约定俗成，因此用不着禀承数理实验科学为唯一正统科学的标准。我也承认，由于缺乏足够的研究，博物学(自然志)传统过去被简化被漫画化，需要我们开辟这个新的研究纲领，恢复自然志传统的博大和丰富性，以为现代越来越强势的数理实验科学平衡和纠偏。当然，这不只是提出一个口号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有待今后艰苦而持久的努力。 总的来讲，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异议可以概括为两种：第一种主张中国古代有西方意义上的数理实验科学，即使研究范式不同(比如算法倾向而非演绎体系)，也是科学(数学)，所以可以研究“在中国的科学”(Science in China)。以刘钝教授和孙小淳教授为代表的多数中国古代科技史家持有这类异议。第二种主张中国古代有自己独特的非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之所以称之为“科学”，是基于有“权变”的“依傍”，可以研究“中国的科学”(Chinese Science)，张祥龙教授持有这种异议。对前者，我的回答是，不能以“零星成就”来代表“科学传统”，不能混淆“科学”与“技术”。对后者，我的回答是，将中国独特的天人思想称为“科学”不利于当代中国人正确认识“科学”，而现代性及现代科技的危机比中华文化的危机更加紧迫、更加具有现实的优先性。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0/0907/3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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