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目前试图勾勒后理论时代的总体理论格局尚为时过早，但从卡勒2007年在美国出版的专著《理论中的文学》来看，文学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在理论时代与后理论时代存在重要差异。理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应用”“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各种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具有明显的学科间性的特点。“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的野心，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核心。 ”［13］（19）在理论时代，文学理论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理论，是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及精神分析等对文学文本展开详细分析而提出的理论。进入后理论时代，“文学的真正状况是它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这是因为，“就思想试图找到超越熟悉事物、已知事物和可算计之物的路径而言，它与文学，或者至少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文学上的努力是同源的”［13］（32）。 这种同源关系使文学成为一种理论，理论也具有了文学的特点。文学与理论不但不需要被明确区分，而且要从互相渗透中找到共同的属性。文学成为哲学或历史，运用特殊的叙述或抒情方式表达作者的现实意向；哲学与历史都成为叙事性文本，具有传统的文学文本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卡勒提出“理论具有反思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文学是文本交织的或者自我反思的建构”［15］（16，35）。 反思性架起了文学与理论之间的桥梁，成为两者相互联系的重要路径。

反思作为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的基本问题，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就持续受到关注。进入二十世纪，“身体的反思哲学”“语言的反思哲学”“行动的反思哲学”等理论在不断扩展自身意识的同时，努力在知识的历史变动性与普遍有效性之间确定其合理位置。反思是一种以符号把握我思的自发性解释，能够使文学理论教学以生活经验为参照对文学和理论进行模拟性解释，这与理论时代对文学进行概念性解释完全不同。“这种自反性现代性理论或任何一种自反性理论，只有当它与日常生活的中介相关时——不管这种中介是概念性的还是模拟性的，它才具有自反性。只有当自反性理论将其反思对象从日常生活经验转向‘系统’时，这种自反性理论才能成为批评理论。文化形态或正在亲身体验的个人的美学自反性不是概念性的而是模拟性的。只要它的模拟性作用于日常生活经验，它便具有自反性；只有它的模拟参照点是商品、官僚体制或具体化的生活形态的‘系统’时，它才能具有批评性。 ”［16］（174－175）文学对理论的自反性主要表现为它以日常生活为参照，通过模拟性的形象展示当下的我思与存在。霍克海默等的《启蒙辩证法》关于《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分析属于文学对理论反思的典型。“以‘无人’为名义，奥德修斯通过否认自身，向自己确认了自身；通过遗失自身，来拯救自己的生命。奥德修斯用语言来适应死亡，他这样做恰恰已经包含了现代数学的公式。”［17］（61）

与霍克海默等借助奥德修斯言说启蒙后果的理论阐释不同，如今理论对文学的反思已经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等理论，而是对文学展开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通常不作审美判断，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有强烈的政治旨趣，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18］（660）文化批评虽然不以文学或艺术的“审美”为中心，但也并非完全漠视或舍弃这一问题，而是通过对文本的意识形态的揭示分析文学的“审美”或“文学性”的建构路径。除了卡勒的《文学理论》具有明显的文化批评立场以外，本尼特与罗伊尔合著的文学理论教材《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反对把理论当作“主义”，主要运用一些较为常见的概念对特定的文本展开分析。“换言之，本书的重心是关于文学作品本身何以有力量，它的复杂性以及让我们惊奇的原因。我们的目标是解释文学，从文学中得到娱乐，激发对文学的好奇心，对文学的通常理解进行质疑。 ”［19］（1）这部教材在分析通常被视为关于女性解放的小说《简·爱》时指出，这部小说存在关于种族差异问题的深层结构，因为它强调罗彻斯特的妻子贝莎·梅森作为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土著女性，既与白人女性简·爱完全对立，又是被锁在阁楼上的种族他者。这一分析已经突破传统的文本分析思路，主要运用后殖民主义和精神分析等理论揭示处于《简·爱》深层的文本“无意识”。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1/0402/12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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