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理论课程受到国家重视，由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自设课程转变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成为“同政治文化息息相关”的课程。“它虽然被称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是，从他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重要的观点等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它并非完全来自对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总结或概括。 ”［6］（7）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1950年8月颁布的《大学教学大纲草案》中要求：“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有系统地研究文艺上的基本问题，建立正确的批评，并进一步指明文艺学及文艺活动的方向和道路。”文学理论教师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使文艺创作与批评等活动为现实政治服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随着文艺学教学大讨论、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华讲学以及人民大学先后主办三期文艺理论研修班等一系列重要学术事件的发生，中国学者在1960年前后相继编写了一批文学理论教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指出：“文学的基本原理，顾名思义，讲的是文学现象中原来就客观存在着的一些基本道理。换句话说，它是以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学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从中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基本规律的一门科学。 ”［7］（1）

二、走向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教学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艺理论界开始“拨乱反正”，努力“为文艺正名”，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典型”“形象思维”“人道主义”等重要理论问题。“文艺理论教学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克服了意识形态化和僵化的倾向，出现了主导、多元、开放、创新的新局面，出现了力求融合中西文论的具有创新性和开放性的新教材。 ”［4］（221）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的《文学理论基础》（1980）、十四所院校合编的《文学理论基础》（1981）、郑国荃等编著的《文学概论》（1981）、李衍柱等编著的《文学理论基础知识》（1981）、童庆炳著的《文学概论》（1984）等教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早期相继面世。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这些教材尽管对内容做出一定的调整，但基本上沿袭了以群、蔡仪等编写的教材的理念与体系，运用的理论术语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不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方法论热”、文艺主体论、文艺心理学、文艺审美论与形式本体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得到探讨。同时，国内学术界先后翻译出版韦勒克、沃伦的 《文学理论》（1984）、滨田正秀的 《文艺学概论》（1985）、波斯毕洛夫的《文学原理》（1985）、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论》（1985）等一系列国外教材。这些研究有效改变了当时的文学观念以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理念。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理论教材在编写理念、体系建构与内容设置等方面都出现新的变化，其中以畅广元等编著的《文艺学引论》（1991）、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1992）、陈传才等编著的《文学理论新编》（1994）等为代表。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作为新时期水平最高的教材，对文学理论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摆脱了年代苏联文艺学教材的范式，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力图运用经过文学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来阐明有关文艺问题；整合了西方的文论，特别是有价值的成分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把它们融合到新的理论体系中，使教材的观念和内容有较大创新，使教材既有突出的当代性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正确处理好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关系，既系统传授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又重视通过作品文本的细致把握培养学生分析作品的能力。 ”［4］（241）这部教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人的活动”概念引入文学理论，既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审视文学活动的独特性，又深入分析文学活动的内部构成。“文学作为一种活动形态，它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一种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自觉能动的创造，在这种创造中，可以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也就是达到全面地表现人的本质特性。 ”［8］（27）文学活动是由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四个要素构成的，它们在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分别将自身的历时化的演变过程纳入进来，以作品为中心形成作者、读者以及作品交互作用的立体化“世界”。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1/0402/12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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