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需要平衡行动者在知识和权力等方面的差距。只有政治家、外行公众在相关的议题上获得知识和技能，即平衡行动者之间的知识差距，才能够促进他们参与的可能性。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要想取得成功，要了解公众想要知道什么，告诉公众自己的专业知识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实际影响。除了平衡知识差距以外，还需要承认政治家和科学家、一般公众之间存在权力方面的不平等，以便在共同参与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处理这些不平等。“在开口之前,必须学会倾听。要让你自己被别人理解,你首先要理解别人”。[15]必须意识到，政治家、科学家的身份并不比外行公众更尊贵，这才是他们有效地磋商的前提。

在上述三方面的条件下，行动者之间有理解和信任，权力关系是平衡的，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在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得方面是对等的。在这一过程中，兼顾到公众的需求、科学不确定性以及各方面的利害关系；外行公众有发言权，科学家和政治家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任，他们共同作出政策决定，这一新路径，打破了过去政策制定过程中单向度地对科学的依赖，在新时期新政策出台前，除了公众要被告知之外，还必须争得他们的认可。比如英国议会在修改与婴儿能否具有“一父两母”的人工授精技术相关的法律之前，将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意见作为重要的参考。[16]再比如2012年1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就《粮食法》的制定向社会各界征询公众意见。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认为，本次出台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禁止“主粮运用转基因技术”“是尊重了大的声音和诉求的表现”[17]。

结语

为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复杂的、长期的挑战，科学家、政治家和公众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协商模型能够促进三类行动者共同参与一些重大议题的应对。“科学—政治”互动的协商模型打破了之前科技专家的意见作为政策制定的唯一正确的标准这一单向度的模式，将科学知识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等公布在公众面前，对“科学—政治”互动的线性模型作出补充。“科学—政治”互动的线性模型的前提是具有确定性的知识及其代言者会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对线性模型的过于依赖容易导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所批判的科技对人的异化、唯科学主义等。但是另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即将科学完全政治化也是有失偏颇的，代表性学者有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他们指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活动，并不存在具有纯粹客观性的科学真理。

但是科学本身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具有独立性的人类文化活动，科学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通过协商模型对线性模型的补充，也是要在唯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推动科学技术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前进。在协商模型主导下，科学必须是政策制定的基础，但不是唯一正确的基础。需要将科学中经常涉及的不确定性传达给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将学术知识与社会知识相结合。政治决策会对公众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公众有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对科学进行有效地运用能够改善公众的生活。对科学的不良运用会导致政治惰性和错误的决定，引发公众的不满。倡导科学与政治之间平等的协商，反对将科学作为政策的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尊重公众文化和价值观在决策中的作用，能够促进多元价值观的实现，为规范社会秩序做出贡献，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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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1/0313/11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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