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学者如Hulme[12]、Grundmann和Stehr[13]等人认为，IPCC的科学报告限制了政策选择的可能性空间。值得一提的是，IPCC报告的科学结论也是科学家们在有限的空间内完成的，与气候科学涵盖的广博的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告诉我们仅仅关注IPCC专家组的知识是不够的，需要发挥外行知识的作用，将专业知识和外行知识共同运用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三)对外行知识投入关注

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有限性。在面对气候变化之类的复杂议题做出政策决定的时候，需要专家知识与外行知识共同发挥作用。基于对外行知识的承认和尊重，专家和外行积极互动，共同促进知识的产生，旨在达成一个符合民意的政治决策。从坎布里亚羊事件中，我们看到专家知识和外行知识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由于长期在坎布里亚从事养殖业，当地居民对所处情境和本土知识理解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比专家更深刻，而如果针对特定问题给出的科学建议未能考虑本土性因素或者说本土知识的话，那么其效果便可想而知了”[14]。公众在伦理、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考虑甚至能够超越科学家和政治家的观点，应该是科学家、政治家、公众共同作出政策决定。

在诸如农业、畜牧业等某些领域，专家知识甚至比不上外行知识，如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忽略了对外行的本土性知识的吸纳，甚至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专家只有通过和外行之间的沟通，才能为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决策的构建提供基础。对外行知识的尊重能够促进更民主的政治决策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产生多样性与异质性的知识，推动政治决策的创新。如果把科学家的知识视作唯一有效性的知识，不仅会造成政策方面的失误，而且会滋长将科学视作唯一正确的价值观这样一种偏见。事实上科学不是万能的，如果将科学视作唯一的救世主，就会形成忽视人文精神的唯科学主义。通过使外行公众充分地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或能建立科学家与公众之间信任与平等对话的机制，在政策的制定中体现人文关怀。

四、 科学家、政治家和公众共同参与政策制定

科学与政治同属于人类文化活动，地位是平等的。通过科学家、政治家和外行公众之间的协商，实现不同价值观的互动，可以推动政策的创新。参与这一过程的行动者包括科学家、政治家及外行公众。在这一互动式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第一，科学家除了提供尽可能多的可靠的知识之外，还要如实地反映科学的不确定性；第二，政治家应避免将科学视作实现政治利益的工具；第三，依据平等的原则，发挥公众知识尤其是本土性知识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在这样一种共同参与的过程中，科学家和政治家扮演互补性角色，非科学界与科学界对政治决策的形成共同承担责任。科学家和政治家的互动实际上是为涉及大多数外行公众的政策制定过程作准备。政策制定过程需要建立公众监督和参与的机制，以避免科学成为政客的工具、科学家与政治家结成利益联盟等。

为充分开展科学家、政治家和外行公众之间的平等对话，需要达成如下适当的条件。

第一，确立共同的目标。气候变化是一个关乎全人类的生死存亡的全球性议题，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挑战能够保证社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彰显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文关怀。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目标，需要政治家、科学家和一般公众的广泛参与。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科学家一方面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促成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的新技术的研发，满足民众对这类技术的迫切需求；同时政府需要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充足的经费，为新技术的研发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此外，只有通过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的扶持和约束，才能够确保科技成果在社会上的应用，使得公众逐渐适应低碳生活方式等。

第二，建立信任的环境。为了实现合作，行动者需要互相尊重和信任，需要缩小专家和非专家交流的鸿沟，事实上，这两类群体的界定往往是模糊的。专家与非专家受众之间要学会在理解基础上互相倾听。在气候变化议题中，专家面对非专家受众，不要仅仅把他们视作相关知识的缺失者，事实上，非专家所拥有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地方性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比专家更深刻。科学家应该坦白说出他们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并使公众意识到不确定性在科学中普遍存在，科学进步的重要指标是应对科学不确定性的能力。必须确保科学家和政治家获得公众的信任，政策制定即是行动者通过相互的理解而达成一致的过程。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1/0313/11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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