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一些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比较法俄革命的区别，虽然观点各异，但都将俄国革命视为超越法国革命的一种更为进步的革命形式。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认为，“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其内涵是俄国革命才更能代表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民族，才更能为较落后的国家民族提供一条救国救民的新的向上的力量与道路。这表明五四运动给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条新的政治道路的选择，那就是走一条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根据，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徐木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社团类型与功能的历史考察[J].北京党史，2009(03)：16-22.

[2]齐卫平.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动与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9(3)：63-67.

[3]王桂兰.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42-145.

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纪念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深刻阐释了五四运动的重要历史意义。在新时代的现实背景下纪念这场运动，就需要透过历史本身去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实质与内涵。一、五四运动过程简介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中心议题是讨论“一战”结束后如何处置德国等战败国。而与会的英法美等国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合理要求置若罔闻，在最后议定的凡尔赛和约中，直接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所强占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首先引发了北京学界的反帝爱国高潮。从北京学生5月4日开始的游行示威，到后来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再到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最后以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于6月28日拒绝在凡尔赛对德和约上签字告一段落。这也宣告了五四运动的胜利。二、五四运动发生的背景(一)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发展1.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的启蒙为改造黑暗的社会现实，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不断反思，对传统的文化观念进行抨击，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声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民主与科学，是从国家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现行制度与文化进行的反思。主张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争取实现自由民主的共和制国家；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主张以科学的思想理论推动社会前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当时的中国青年在思想、政治、文化领域的爱国激情，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2.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新探索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不断求索。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证明，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也可以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获得解放。这让很多人觉得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方，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让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翻身作主人，这是一条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骨干力量。3.社团组织的发展一些爱国的进步青年基于共同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理念而结成一些社团组织。这些社团组织积极开展各项文化沙龙活动，进行思想文化碰撞。立足于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当时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社团有：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觉悟社等。这些社团组织的发展，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二)高等教育的发展民国初年，中国封建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在学习西方与日本学制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知名人士到北大任教，这些风格不同，才华横溢的老师注重培养北大学生自由的精神与开放的态度，北京大学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锋力量。(三)工商界力量的增长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的厮杀，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商业，尤其是轻工业在这段时间得到蓬勃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产业工人在五四运动前夕已接近200万左右，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四)北京政府内部派系的权力斗争当时北京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在具体的利益博弈中达成某种平衡，时任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北京政府的政策调整受制于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利益制约。“五四运动”事件产生的原因与进程其实深受政府内部党派斗争的影响。(五)民初以来的反日以及国耻情绪“一战”期间，日本借对德国宣战，强占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胶州湾。1915年，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接受了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签字缔结不平等条约《民四条约》，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的强烈不满。同时，巴黎和会议定的凡尔塞条约对同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与日本的态度截然相反，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直接转让给日本，更加激起民族主义的情绪。三、五四精神的历史内涵(一)爱国情怀——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追寻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情怀，这种情怀是运动过程中学生、工人和各阶层人民所展现出来的奋不顾身的爱国情操以及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是中华名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同时它还延续了对前人救国救民道路的探寻，力求从政治文化层面对中国社会向何处去问题作出新的回答。近代中国追寻救国救民的心路历程，首先是从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先进人士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开始的。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以及遭受民族耻辱是因为兵器不如外国，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这样的主张并没有引起重视。后来洋务运动重新提出这个主张，以学习制枪造船来“求强自富”。但1894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打败的耻辱让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到：国家的强大需要有政治制度的引领。从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制到辛亥革命主张民主共和制，通过制度变革来实现救国救民的路径成为当时的基本选择。但民主共和的实践并没有给中国发展带来生机。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深刻反思向西方学习不能成功的原因，关键在于新制度在旧思想观念的引领下，必然导致失败的结果，主张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变革，他们提出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的口号，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这就标志着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人士在经历了学习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层面的道路追寻之后，又进入到思想观念层面的道路追寻。(二)社会进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1.思想文化。五四时期批判封建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专制思想的发展，虽然对儒家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2.教育方面。教育界在新教育思想的引领下，进行了深刻的变革。教育制度上，妇女的平等受教育权得到推动；学制进行革新，对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学的学制年限进行变革，形成了今天教育学制的雏形。3.社会经济。爱国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抵制日货，进一步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的布局不合理以及经营产品范围的局限，中国的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摆脱不了受制于日本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命运。4.政治方面。五四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与由初步共产主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形成的社团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5.文学艺术。五四时期大力进行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主张白话文，要求写出让老百姓看得懂的文章，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一些有影响的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陆续成立，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民主启蒙——人民民主的中国力量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是人民对于当时北洋政府黑暗统治的一种直接行动，是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利用强权对中华民族霸凌行径的一种自觉行为。这种直接与自觉的行动与行为由学生开始，遍及产业工人、民族工商业者等社会各个阶层，展现出中华民族反抗压迫剥削的本能。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写下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其中指出“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篇文章的实质内涵就是表达了人民大众对改造旧社会的觉悟与决心，彰显了人民民主的中国力量。(四)科学追求——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科学精神最根本的内涵是：采用什么样的救国方案？走一条什么样的救国道路才最科学？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价值并不是马上凸显的。马克思的名字最早见诸中国报刊是在1899年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当时有两篇文章提到马克思。20世纪初，一些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梁启超等改良派代表人物，孙中山、朱执信等革命派代表人物，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主要将其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救国方略。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救国救民真理的重要契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前后，一些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比较法俄革命的区别，虽然观点各异，但都将俄国革命视为超越法国革命的一种更为进步的革命形式。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认为，“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其内涵是俄国革命才更能代表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民族，才更能为较落后的国家民族提供一条救国救民的新的向上的力量与道路。这表明五四运动给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条新的政治道路的选择，那就是走一条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根据，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参 考 文 献 ][1]徐木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社团类型与功能的历史考察[J].北京党史，2009(03)：16-22.[2]齐卫平.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动与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9(3)：63-67.[3]王桂兰.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42-145.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0/1119/9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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