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还是以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为号召的。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欲图世界之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 ”［14］（177-178）至于如何实现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陈独秀开出的药方是“伦理的觉悟”，即用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的伦理思想取代儒家纲常阶级制，就能够实现陈独秀认为的理想政治。他坚信“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4］（179）。 至于推翻北洋专制政府，还不是他的政治诉求。陈独秀虽然极力宣扬“不能体现多数人意志的共和，是伪共和”，但他对民主的追求，在当时还停留在表象与形式上。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观点还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的话，经过五四运动后，普通民众则发生了认知上的转变，即大力提倡推翻专制政府，建设民主新国家。一些民众团体已经提出“救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为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5］（64）。 从中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开始追求真正的民主共和权力，不再是那种形式上、口号上的共和政体。普通民众的思想转变，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促进很大。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的展开，与民众政治诉求的形势相符合。他们在思想上实现了由追求个人民主向追求普通大众民主的转变。1919年11月1日，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刊物，郑振铎撰写发刊词，提出要创建一个“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15］（17）。 即便陈独秀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中，开始强调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自己要谋求“最大多数人至最大幸福”的观点，认为这才是“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中重要条件”［14］（480）。 在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陈独秀已经在强调“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 ”［14］（480）。

当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发生变化时，对科学的认识一样发生着变化。这时进步的人们追求的不再只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而是一种科学精神、文化精神。胡适认为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已，而科学精神则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16］（447）。 何为真理？ 至少需要做到摆脱蒙昧、破除迷信、打到专制。这一切，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都不是能轻松解决的课题。但至少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先进的人们开始瞩目马克思主义，开始发现马克思主义能为“何为真理”的问题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特别是在反封建的道路上，它的理论武器较之资产阶级思想更强大。于是追求真理的热潮在广大青年中逐步开展起来，“科学救国”的口号，也为他们所接受。科学精神从那一代人开始代代相传，并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人们，有着浓浓的科学情怀。毛泽东所定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科学精神的倡导，经过中共领导人的传承，开始具有社会权威的性质，最终在中国主流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如今，民主与科学依然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要牢牢把握的问题。民主既呼唤执政党搞好自己的民主建设，又呼唤实现社会平等，平等又需要做到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民主还呼唤着法制，如何更好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事关改革开放事业的兴衰成败。我们还强调发展，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如何发展？要在和谐与科学上做好文章。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共中央始终强调科学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一直被狠抓不放。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必须服务于这个战略中心。五四精神散发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光芒，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内容。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说：“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主导精神——实际上正是对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五四精神的继承和提升。”［17］（147）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1/0111/9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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