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两种科学传统都探索事物的规律，希望获得确定性的知识，但两者涵盖的学科并不相同。从古希腊到现代，大传统囊括了数学、哲学、宗教和作为小传统的数理实验科学、精确科学，大传统以追求知识本身为目的。小传统仅包括数理实验科学、精确科学，其中19世纪以来英语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最广为人知，它不断向外探求，以追求改造自然的力量为目的，为现代人所推崇，但在小传统中科学研究本身已经降格为手段。当学者们提问“中医是不是科学”的时候，实际上问的是“中医是不是自然科学”，本文主要反思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问题。

3 中医与西医：守旧与进步？

“中医是不是自然科学”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清末，传教士通过建立教会医院，提供免费西医治疗来加速基督教传播，西医西药快速、显著的疗效很快俘获了广大贫苦民众的心，其影响力也逐渐向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群传播。当时的中国人正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无论是实业救国、医学救国还是军事救国都离不开对自然科学的学习，西医也因其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成为了“先进”“高明”的代表。这种观念因西医受众的扩大，逐步扩展到整个中国社会，中医逐渐被边缘化，中医研究者、从业者、支持者被赋予守旧、迷信的形象，提倡中医还是西医成为了先进还是守旧的划分标准。

19世纪后期随着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大量日译的西医术语进入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那些日译词汇成了今天高频的学术术语甚至日常用语，以至于人们误以为它们都是中国自古皆有的词汇”[6]92。正是基于这种误解，基于中医守旧、西医先进的观念，人们大多忽视历史因素，用后人翻译的西医术语为标准批评中医自古已有的术语，如：批评“中医五脏六腑概念不符合解剖学定位”，而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并未有意识地澄清这种误解。

以关于“脾”的争论为例：“脾”是中医自古就有的术语，西医传入中国后，解剖学中称为spleen的器官需要一个中文译名，而中医古籍中记载的“脾”位置形态、一部分功能与spleen相似，于是译者借用“脾”作为spleen的中文译名。经过漫长时间的冲刷，解剖学中spleen成为了人们公认的“脾”，人们在日常生活甚至学术讨论中也都不自觉地使用spleen的解剖学含义。基于“西医代表先进”的观念，中医古籍记载的“脾”的位置与功能与spleen不同，一部分学者批评中医的“脾”不符合西医解剖学定位和生理学功能。这实际是将后来的西医概念作为标准来评判中医自古就有的术语，其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忽视了历史因素，忽视了中西医学对人体结构、功能认识角度的差别，实际是spleen借用了中医“脾”的名称。

4 中医是不是科学：唯科学主义的发问

19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通过自然科学理论转化来的技术征服自然、征服他人甚至他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使得当时以实在论和符合论为特点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各学科竞相学习的知识典范，甚至产生了唯科学主义，它认为科学万能、科学是评判一切的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唯科学主义一度在学术界占据主要地位，一些学者更是错误地将其与政治立场结合，将持不同学术意见的学者指责为反革命。当时的中国医学界也未能幸免，中医被指责为“伪科学”，中医工作者被指责为“守旧派”，这是将学术界内部的讨论推广到政治领域的错误做法。实际上，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仍停留在19世纪科学实在论及符合论的水平，认为科学是绝对真理。唯科学主义思想是“中医是不是自然科学”这个错误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

20世纪以来，前沿的科学家们探索不可直接感知的微观和宇观世界，深刻认识到19世纪科学实在论及符合论的幼稚，更深刻地意识到科学理论的实质是假说、模型。霍金提出科学理论的实质是科学家构造的模型，当模型能够解释来自感官的输入时，科学家们就给这个模型贴上“实在性”或“绝对真”的标签，如果两个基本元素、概念等不同的模型都能对同样的事件进行精确的解释和预测，那么“哪个模型更方便、我们就随意地使用哪个”[7]。

科学哲学早期人物彭加勒和马赫提出的约定主义和作业假设也指出，科学理论并不能以对错方式来评判，而只能说理论用于解释现象是否有效及有效的程度。这意味着在现代科学领域内，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在于模型的使用是否方便，科学理论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绝对真理。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zgkxzz.cn/qikandaodu/2021/0309/10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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